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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2 16:16 LiLily_Li
被誅十族的方孝孺九族之外的第十族是哪些人?

皇帝殺人,常常有“株連九族”之說。所謂“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兒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連九族”,已經是相當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卻遭到了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十族”之誅。即在宗親九族之外加上門生故舊,牽連者不計其數!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麼罪,竟至於要遭此“十族”之誅呢?
  [b]“正學先生”[/b]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學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歲的方孝孺拿著自己寫的談立身之道的文章《雜誡》來到宋濂那裡,拜宋濂為師。宋濂好多年都未見過這樣好的文章了,很高興地把方孝孺納為弟子。
  相傳,一次太祖朱元璋設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靈芝甘露論》,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後將此事告訴了方孝孺後,自己因宴中飲酒過多,一覺睡到天明才醒。
  準備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靈芝甘露論》的事,大驚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對宋濂說:“老師不必驚慌,我已代師寫成一篇,未知可否?請老師定稿。”宋濂看後十分滿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後,覺得此文與宋濂的文風不同,問道:“這是學士的手筆嗎?”宋濂只好如實說:“這是我門生方孝孺的手筆。”太祖聽後很高興,說: “此生良勝汝。”
  方孝孺在宋濂門下度過了三年時光,使他終生受益匪淺。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沈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對皇太子說:“這是一個有才華的正直之士,但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讓他歷練得更加成熟一些,將來好輔佐你。”於是厚禮相待,送他歸鄉。
  後來,方孝孺受仇家陷構,被牽連到一場官司裡,一併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裡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馬上放了他。
  不過,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隱居在家,一心著書立說,過著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統》等多部作品,還寫了大量的詩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璋才讓他擔任漢中府學教授,成了個剛剛入流的九品學官。
  蜀獻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說過方孝孺的人品和學識,就禮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師,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讀書之廬命名為“正學”,方孝孺因而被後人稱為“正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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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削藩的後果[/b]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時,兒子早死,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皇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祖父的“洪武”年號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為他儲備的“幹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方孝孺終於從那個擺滿了儒學經典的“正學”書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為侍講學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據《明通鑑》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講解;臨朝議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實錄》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為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對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融洽。
  此時,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權交給了兩個書呆子: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他們急於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權還沒有得到充分鞏固之前,就開始走了一步在整個明朝歷史上最為險惡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間,為御侮防患,曾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明朝初年,藩王們為強化朱氏王朝的絕對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洪武時代的結束,這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了。
  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初衷應該說是對的,但他們過高地估計了王朝的實力。開始的“削藩”進行得還比較順利,週、代、岷、湘、齊等藩王先後被削奪,“湘王自焚,餘皆廢為庶人”。但進一步想削奪其中勢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時,大麻煩出現了。
  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並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
  遺憾的是,前方戰況不佳。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勳宿將幾乎斬殺殆盡,現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面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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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出兵時,他最倚賴的謀士姚廣孝曾對他說:“臣有所託。”
  朱棣問:“何為?”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殺之。殺孝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b]人間慘劇[/b]

  朱棣佔領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託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其實,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來收攬人心,所以燕軍攻破南京後,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寫新皇帝即位的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被孝孺痛斥一頓。最後朱棣強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慟而極,哭聲響徹大殿。

2014-4-22 16:17 LiLily_Li
朱棣親自從禦榻上走下來勸他說:“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過是想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罷了。”這裡說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麼成王呢?”方孝孺問。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國賴長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謂“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長子名文奎,年方七歲,城陷後不知所終,大概是焚宮之時,燒得屍骨無存了。次子尚只兩歲,名文圭,後被朱棣幽禁於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前後歷五帝,共五十五年,從小沒有接觸過高牆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復辟後被釋放時,形同白痴,連豬犬都不認得。
  方孝孺反駁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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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得朱棣啞口無言,只好說:“這是我的家事。”
  接著,他叫左右拿筆墨來,堅決地說:“詔告天下,非先生來寫不可!”
  孝孺接過筆,寫上“燕賊篡位”幾個字後,隨即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就死!詔書絕不能寫。”
  朱棣勃然變色,提出警告:“你難道不怕滅九族?”
  “滅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惡狠狠地說,“我就滅你的十族。”
  於是,朱棣一面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面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當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寶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寶門,當著方孝孺的面,朱棣將“十族”一個一個地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方孝孺,是否回心轉意。當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牽連,就要被砍頭時,深感痛心,淚流滿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聞早在方孝孺任職漢中府的時候,就已病逝。方孝孺聽到喪訊,悲傷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難,方孝孺內心的傷痛無法言說。他的弟弟孝友卻絲毫沒有責怪他,反而在死前勸慰其兄,作詩道: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
  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臨到最後殺方孝孺時,方孝孺謾罵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裂至兩耳,並割下舌頭,隨後處以凌遲之刑。
  死前,年僅四十六歲的方孝孺器宇軒昂,作《絕命詞》一首。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應泰這樣嘆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舍生取義,還是愚忠?
  有明以來,人們都認為方孝孺以一介書生,忠貞不屈,在殘酷的屠戮面前無所畏懼,坦然走向死亡,是讀書人的楷模。然而,近來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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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義,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寫了詔書,難道就會遺臭萬年嗎?就算方孝孺接著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節,因為他不是投靠了異族或敵國,就連服務對象的姓氏都沒有改變,就像成祖所說的這是他的“家事”。
  魏徵在唐太宗李世民奪取政權前,是輔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對立面;李建成被殺,李世民即位後他轉而為李世民出謀劃策,為“ 貞觀之治 ”做出重要貢獻,成為聞名後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後,李世民十分悲哀並感慨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徵一樣輔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勳。唐代以後誰笑話過魏徵?誰也沒笑話過,讚美之詞倒是不少。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獻身,值得嗎?

其二,方孝孺應該怎樣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觀、有骨氣。我們讚美那些因堅持真理、維護信仰而視死如歸的錚錚鐵漢,也讚美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國家、為民族英勇捐軀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選擇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統觀念,也仍然值得我們尊重。
  翻開史書,為信仰獻身之人不勝枚舉。前有魏晉時之嵇康,面對司馬集團的屠刀,談笑從容,作廣陵絕響;後有戊戌六君子之譚嗣同,獄中題壁:“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都留下了悲壯的佳話。
  當金川門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臨三條選擇: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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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失為一種進退自如的選擇。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連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為何不逃呢?你逃了,對姚廣孝有過承諾的朱棣也不會窮追猛趕。時勢不利,你可以隱居深山,結草為廬,誦經課徒,兀兀窮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飢了,可采芹採蕨。一旦時機好轉,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雲集,說不定還可以為苦命的“建庶人”掙得一片天下。仔細掂量,逃是一個智者在當時可能做出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卻無大智,這就鑄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劇。
  方先生選擇了“死”,決心以身殉難,這仍然值得我們尊重,但我們並不贊成方先生的這種死法。
  方先生可以闔門不出,頂禮焚香,自剄於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長嘯,自沉於水;方先生甚至還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現於金鑾寶殿,義正詞嚴宣布自己的主張後,觸階或觸柱自殺而亡。朱棣對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準備,因而對他的這幾種自殺方式不會感到意外,也就不會引發怒火萬丈,逆鱗噴血,更不會導演出“滅三族”、“滅九族”,乃至“滅十族”的悲劇。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說不定,朱棣為了討好士人,安撫滿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對他的死來一個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給他一個旌表,給他的家屬以應有的安撫——類似的例子在改朝換代中比比皆是。這樣,方先生保持了名節,子孫也享受到了余蔭,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即使朱棣窮凶極惡,繼續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殺將下去,那麼,後世史家更可以認識朱棣的殘暴本質,而不會拿方先生來說事了。

其三,方孝孺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死法?
  嚴格地說,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設計的:他決心用一場轟轟烈烈的死來成就自己的名節。登殿,“披麻戴孝”,“哭聲響徹大殿”;問答,針尖對麥芒,反賓為主,步步緊逼;寫詔,大書“燕賊篡位”,然後“擲筆於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脫下禮賢下士的偽裝,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當勃然大怒的朱棣用“滅九族”進行威脅時,方孝孺竟說:“滅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擲地有聲。可嘆的是,這已經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決心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這八百七十三條無辜的生命呢?
  明朝錢士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指責方孝孺說:“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一個“激”字,點明了方孝孺的心機,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殺,唯恐其殺之不多;殺得越多,就越能彰顯朱棣的罪惡,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節。

於是,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幕“鬧劇”開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個是要無限張揚自己權威的殺人狂,一個是想無限抬升自己名節的偏執狂。兩強相遇,小民遭殃。
  殺!殺!殺!只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親戚,朋友,門生,故舊,認得的,不認得的,昂首挺胸的,渾身顫抖的,乃至於婦幼嬰兒……牽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時候,當一具具鮮血淋漓的屍體如小山般堆積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時候,他居然無動於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個敢殺,一個能忍,視生命如草芥!
  怎麼來解釋這樣一個癲狂的現象呢?有人說:這是兩個瘋子,“精神變態,心理瘋狂”。而方孝孺,則“是一個受理學毒害至深、泯滅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節總算是成就了,但這個用八百七十三條血肉之軀墊抬起來的名節裡,摻和了太多的血污!
  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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