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生有75.4%需要生殖健康方面的指导。”这是最近国联医药公司在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中进行的一个性调查的结果。调查收回问卷1021份，结果还显示46.3%的人没有听过性健康方面的讲座，46.5%的女大学生了解的避孕药品和避孕工具只有避孕套和紧急避孕药。相对学校对性泛滥的担忧，女生们也许更需要学校进行适当的指导。

　　执行北大女生性调查的北大女生部部长陈雪芳坦言：“普通女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了解性知识的需要，很多怕尴尬。在有讲座的时候，场外很多人在外面没有进去，有很多人怕羞走开。在我们的问卷上，有很多人表示需要更多知识，还有延伸开去，需要心理健康等等其他方面辅导的。”

　　在“安婷热线”一个值班医生的印象中，最多的一个女孩由于缺乏性知识做了6次流产。安婷热线是专门帮助解决女性生殖健康相关的各种问题的热线，平均每天有40多人次通过“安婷热线”电话咨询避孕的相关问题，学生占咨询量的80%。北京国联医药公司总经理、安婷紧急避孕热线负责人、北大女生性调查发起人之一蔡辉对记者表示，举办北大女生性调查的触发点是：“有一次，在北大湖边散步，我问几个女生她们的性知识都是从哪里获得的，我发现虽然能到北大读书的学生都很优秀，但她们好像没有什么正式的途径去获得这个知识，学校的教育里头没有。”

　　有评论者认为，社会舆论正造成高校性问题的“讳疾忌医”。由于中小学教育一度对性的避讳，大学教育对此亦无“补课”的要求，家庭、学校未给予她们一个有效的教育方式；当她们的生理、心理出现了问题，由于严格的校规和缺席的心理辅导，学校没有为她们提供相应的救济渠道。
处女率×性调查：“性”事本当正常

　　女性婚姻研究者周毅曾在《困惑——围城内外现代女性忧思录》中提到：“研究者曾对500名女大学生进行了为期4年的关于从处女到非处女转变的心理研究，发现女大学生体验过性活动的比例随年级递增。比例分别为：大一7%；大二13%；大三20%；大学四年级，约有1/4的女性经历过性生活体验。”

　　如果说周毅提供的“1/4的大四女生经历过性生活”的数据引发过媒体对大学女生性开放的讨论，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帖子《北京高校毕业女生——非处女排行榜》上近似开玩笑的几个数据则造成了“大学无处女”的说法。在该“排行榜”上，有“北外女生处女率15.86%”的条目。按照媒体盛行的说法，北外女生在看了这个“排行榜”后，为了抗击网络对她们的“妖魔化”，作了一次性调查：6名女生从回收的459份问卷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并刊登在北外一份新闻系所属的学生报纸《107调查》上：北外女生曾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仅为11.5%。由此，“大学女生性调查报告回击网络传言”成了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个大学女生直面流言的英勇事件，“媒体为何老盯着大学女生不放”成为了评论家热衷讨论的一个逆向思维议题。

　　周毅曾有过一个观点：女大学生的性行为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年龄的大小。作为女生，显示爱情的忠诚、追求情欲的快乐、避免孤独、逃避社会压力、希望获得个性成熟标志、把性作为病态的交往手段都是她们选择性的某个原因。而商品经济的冲击、避孕方法的发展、女性性活动的开放、年轻人对抗权威的趋势扩展到了性领域则是社会把性带进高校生态的外因。

　　无论是25%、84.41%还是11.5%的大学女生经历过性，按照周毅的观点，“性”在大学女生生活中的出现本当十分正常。

　　性商新贫族：性知识与学历无关

　　不仅是性知识，大学女生还需要知道更多。在复旦大学2005年12月1日的一次辩论赛中，“性商”在复旦首次取代了“性知识”成为辩题的关键词。按照性学专家的说法，“性商”比性知识含义更广，当中包括了性关系的谨慎选择、性互动的快乐心态、性知识的合理掌握等等。对于性商，北大中文系女生 NANA的看法是，大学女生对性知识、性选择标准、性互动等了解大部分都是偷偷摸摸地从网络或“同伴教育”中获得的，一个生理发育比心理发育成熟的大学女生的“性商”，实在“不会比一个小饭馆的女服务员强出多少”。

　　学校、家庭对大学女生的生理知识辅导、心理辅导的缺失容易导致学生的行为偏差、“性商”低下。在应该采取手段加强大学女生性知识、性交往选择观念、性心理辅导等“性商”学习的时候，学校用各种校规盲目地对校内的性行为、同居进行禁止，社会舆论却集中于大学女生坐台、傍大款、性滥交等以偏盖全的报道，这些失去正确焦点的关注会让本当自然的高校“性生态”失去平衡：性成了忌讳，成了阳奉阴违的规定，成了被窥探的秘密和谎言，成了欲言又止的愚昧，大学女生成了性商新贫族。